中醫基礎理論
第1章 緒  論

 

中國醫藥學有數千年的歷史,是中國人民長期抵抗疾病的極為豐富的經驗總結,是我國優秀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古代的世界觀、科學觀和方法論的影響和指導下,通過長期的醫療實踐,它逐步形成並發展成為獨特的醫學理論體系,為中國人民的保健事業和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第一節 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
中醫學是研究人體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和防治等的一門科學,它有獨特的理論體系和豐富的臨床經驗。中醫學的理論體系受到古代的世界觀、科學觀和方法論──陰陽五行學說的深刻影響,以整體觀念為主導思想,以臟腑經絡的生理和病理為基礎,以辨證論治為診療特點的醫學理論體系。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急劇變化,政治、經濟、文化都有顯著發展,學術思想也日趨活躍。在這種形勢下,出現了我國現存的醫學文獻中最早的一部典籍──《黃帝內經》。《黃帝內經》總結了春秋戰國以前的醫療成就和治療經驗,確立了中醫學的獨特的理論體系,成為中國醫藥學發展的基礎。

《黃帝內經》系統地闡述了人體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治療和預防等問題,奠定了中醫學的理論基礎。其內容包括藏象、經絡、病機、診法、辨證、治則及針灸和湯液治療等。它在闡述醫學理論的同時,還對當時哲學領域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諸如陰陽、五行、氣、天人關係、形神關係等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它一方面用當代的先進哲學思想為指導,從而推動了醫學科學的發展,另一方面又在醫學科學發展的基礎上,豐富和提高了哲學理論,把先秦以來的哲學思想向前推進了一步。《黃帝內經》中許多內容已大大超越了當時的世界水平。在形態學方面,關於人體骨骼、血脈的長度、內臟器官的大小和容量等的記載,基本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如食管與腸的比是1:35,現代解剖是1:37,兩者非常接近。在血液循環方面,提出“心主身之血脈”(《素問•痿論》)的觀點,認識到血液在脈管內是“流行不止,環周不休”(《素問•舉痛論》)的。對動靜脈也有一定的認識。以上這些認識比英國哈維氏在公元1628年(明崇禎元年)發現血液循環早一千多年。

《難經》是一部與《黃帝內經》相媲美的古典醫籍,係秦越人所著,成書於漢之前,其內容十分豐富,包括生理、病理、診斷、治療等各個方面,補充了《黃帝內經》的不足,與《黃帝內經》一樣,成為後世指導臨床實踐的理論基礎。

兩漢時期,中國醫藥學有了顯著的進步和發展,東漢末年,著名醫學家張仲景(公元150∼219年)在《內經》、《難經》等理論基礎上,進一步總結了前人的醫學成就,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寫成了《傷寒雜病論》,即後世的《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傷寒論》是中醫學中成功地運用辨證論治的第一部專書,為辨證論治奠定了基礎。《傷寒論》在《素問•熱論》的基礎上,確立了六經辨證論治的綱領,提出了六經(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的形證和分經辨證治療的原則。

《金匱要略》以臟腑的病機理論進行證候分證,記載了40多種疾病,262首方劑。它發展了《黃帝內經》的病因學說,提出:“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給後世三因學說以深刻的影響。

總之,《傷寒論》、《金匱要略》,以六經辨證、臟腑辨證的方法對外感疾病和內傷雜病進行論治,確立了辨證論治的理論體系,為臨床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內經》、《傷寒雜病論》的基礎上,歷代醫家都從不同角度發展了中國醫學理論。如隋代巢元方等編著的《諸病源候論》,是中醫學第一部病因病機證候學專書;宋代陳無擇的《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在病因學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學說”;宋代錢乙的《小兒藥證直訣》又開創了臟腑證治的先河。金元時期,更出現了各具特色的醫學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丹溪,後人稱為“金元四大家”。劉完素以火熱立論,倡“六氣皆從火化”、“五志過極皆能生火”之說,用藥以寒涼為主,後世稱他為寒涼派。他的學術觀點給溫病學說的形成以很大的啟示。張從正認為病由邪生,“邪去則正安”,攻邪祛病,以汗、吐、下為攻去病邪的三個主要方法,後世稱他為攻下派。李杲提出了“內傷脾胃,百病由生”的論點,治療以補益脾胃為主,後世稱他為補土派。朱丹溪倡“相火論”,謂“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治病以滋陰降火為主,後世稱他為養陰派。總之,劉、張、李、朱四家,其火熱論、攻邪論、補土論、養陰論,立說不同,各有發明,各有創見,但都從不同角度豐富了中醫藥學的內容,促進了醫學理論的發展。明代趙獻可、張景岳等提出命門學說,為中醫學的藏象學說增加了新的內容。

溫病學是研究四時溫病的發生、發展規律及其診治方法的一門臨床學科,是我國人民長期抵抗外感熱病的經驗總結。溫病學理論源於《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等書,經過漢以後歷代醫家的不斷研究、補充和發展,逐步形成了一門獨立的學科。明代吳又可在《溫疫論》中提出,“溫疫”的病原“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成”,其傳染途徑是從口鼻而入,不是從肌表而入。這對溫病(特別是溫疫)的病因學是個很大的發展。至清代,溫病學的理論日趨完善,葉天士、吳鞠通等溫病學家,創立了以衛氣營血、三焦為核心的溫病辨證論治理論和方法,從而使溫病學在因、證、脈、治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

此外,如清代醫家王清任重視解剖,著《醫林改錯》,改正古醫書在人體解剖方面的錯誤,發展了瘀血致病的理論,對中醫基礎理論的發展也有一定的貢獻。

近年來,中西醫學工作者在整理研究歷代醫學文獻的同時,運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醫基礎理論,在經絡與臟腑的實質的研究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進展。

第二節 中醫學理論體系中的唯物辯證觀
《自然辯證法》中指出:“不管自然科學家們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他們總還是在哲學的支配之下。”醫藥學和其他自然科學一樣,總要受一定的世界觀的支配和影響。由於中國醫藥學是在長期的醫療實踐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在其形成過程中,又受著古代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的深刻影響,因而在它的理論體系中,始終貫串著唯物辯證的觀點。

一、唯物觀
人稟天地之氣而生 中醫學認為世界是物質的,是陰陽二氣相互作用的結果。故曰:“清陽為天,濁陰為地。”(《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氣是運動著的物質實體,其細無內,其大無外。一切事物都是氣運動的結果,故曰:“本乎天者,天之氣也;本乎地者,地之氣也。天地合氣,六節分而萬物化生矣。”(《素問•至真要大論》)“萬物”當然包括人在內,“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素問•寶命全形論》)中醫學把人看成是物質世界的一部分,肯定了生命的物質性。

“生命是整個自然的結果”(《自然辯證法》),是自然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天地是生命起源的基地;有了天地,然後“天覆地載,萬物方生。”(《素問•陰陽離合論》)所以說:“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素問•寶命全形論》)這種對生命的樸素的唯物認識,雖然不能也不可能像現代科學那樣地解決生命起源問題,但在數千年前就有這樣的認識,確是難能可貴的。

中醫學認為精(氣)是生命的本原物質。這種精氣先身而生,具有遺傳特性。故曰:“夫精者,身之本也。”(《素問•金匱真言論》)“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靈樞•本神》)這堛滿宋諿臐足O指稟受於父母的精氣,故稱之為“先天之精”。父母之精氣相合,形成胚胎發育的原始物質。沒有精氣就沒有生命。“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為幹,脈為營,筋為剛,肉為牆,皮膚堅而毛髮長。”(《靈樞•經脈》)“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臟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靈樞•天年》)人生下來之後,先天之精又要靠後天之精的培養和補充,才能使生命活動生生不息。由此可見,精氣是構成和維持人體生命活動的基本物質。

氣是維持生命活動的物質基礎。氣的運動變化及其伴隨發生的能量轉化過程稱之為“氣化”。氣化運動是生命的基本特徵,沒有氣化就沒有生命。氣化運動的本質就是有機體內部陰陽消長轉化的矛盾運動。“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沒有升降出入就沒有生命活動,故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素問•六微旨大論》)升降出入就是氣的運動的基本形式。生與死也就寓於升降出入的矛盾運動之中。

綜上所述,中國醫學承認生命是物質的這一基本前提,用樸素的唯物觀點,把生命看作是一個陰陽對立統一,運動不息的發展變化過程。

形與神俱,不可分離 形神學說是中醫學基礎理論之一,它是在唯物的自然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形即形體。神,廣義是指人體生命活動外在表現的總稱,包括生理性或病理性外露的徵象;狹義是指精神意識思維活動。但在中醫學理論中,“神”的概念很廣泛,其含義有三:一是指自然界物質變化功能:如荀子說:“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謂之神。”(《荀子•天論》)天地的變化而生成萬物,這種現象是神的表現,有天地之形,然後有神的變化。二是指人體生命的一切活動:中醫學認為人體本身就是一個陰陽對立統一體,陰陽之氣的運動變化,推動了生命的運動和變化,而生命活動的本身也稱之為“神”。神去則氣化停止,生命也就完結。可見,神是人體生命的根本,因此,只有“積精全神”,才能“精神內守,病安從來”。三是指人的精神意識:精神活動的高級形式是思維,故說“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素問•靈蘭秘典論》)。“積神於心,以知往今。”(《靈樞•五色》)心是主思維的器官。“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靈樞•本神》)。任,擔任、接受的意思。任物是心通過感官接觸外界事物而產生感覺的作用,並由此產生意、志、思、慮、智等認識和思維活動,其過程一級高於一級。但從“任物”到“處物”,一刻也不能離開物。人稟天地之氣生,物質世界(天地之氣)先於人,不依賴於人而存在,因而所謂“任物”,只能是反映外界事物的意思。“物”不依賴於“心”而獨立存在,心只是起到反映外界事物的作用,這是屬於唯物論的反映論。

中醫學中的形神關係,實際上就是物質與精神的關係。形體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形是體,是本;神是生命的活動及功用。有形體才有生命,有生命才產生精神活動和具有生理功能。而人的形體又須依靠攝取自然界一定的物質才能生存。所以說:“血氣者,人之神”(《素問•八正神明論》),“神者,水穀之精氣也。”(《靈樞•平人絕穀》)神的物質基礎是氣血,氣血又是構成形體的基本物質,而人體臟腑組織的功能活動,以及氣血的營行,又必須受神的主宰。這種“形與神”二者相互依附而不可分割的關係,稱之謂“形與神俱”。形乃神之宅,神乃形之主。無神則形不可活,無形則神無以附,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分離。形神統一是生命存在的主要保證。

中醫學理論中的形神統一觀,是養生防病,延年益壽,以及診斷治療的重要理論根據。故曰:“精氣不散,神守不分”(《素問•遺篇•刺法論》),“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蔽天地,無有終時。”(《素問•上古天真論》)

疾病可知,又可防治 中醫學對疾病的發生,不但從自然界去尋找致病根源,更重要的是從機體內部去尋找致病根源,以說明病理變化,從而對生命、疾病和健康的內在聯繫作出了唯物主義的說明。它認為病邪侵犯人體,首先破壞陰陽的協調平衡,使陰陽失調而發病。“夫邪之生也,或生於陰,或生於陽。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素問•調經論》)邪氣雖有發於陽和發於陰的不同,但發病的關鍵還在於人體正氣的強弱,即所謂“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素問•遺篇•刺法論》),“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素問•評熱病論》)。並指出疾病是可以認識的,也是可以防治的,“言不可治者,未得其術也。”(《靈樞•九針十二原》)提出了“治未病”的預防為主的思想。未病之前,重視形體和精神的調養,主張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強調了以提高正氣抗病能力為主的攝生觀點。既病之後,則強調及時發現,早期治療,防止傳變。故曰:“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二、辯證觀
中醫學不僅認為一切事物都有著共同的物質根源,而且還認為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各個事物不是孤立的,它們之間是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所以說中醫學不僅包含著唯物觀點,而且還包含著辯證觀點。

人體是一個不斷運動著的有機整體。中醫學認為自然界一切事物的運動都是陰陽的矛盾統一。陰陽是“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整個物質世界運動變化的根源在於世界的內部,而不是世界的外部。故曰:“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不生不化,靜之期也。”(《素問•六微旨大論》)人體亦然,生命始終處於氣化運動過程之中,沒有氣化運動就沒有生命。人的生命活動過程,就是人體的陰陽對立雙方,在不斷地矛盾運動中取得統一的過程。中醫學強調人是自然界一個組成部分,並與自然界有密切的聯繫,人體各個組織器官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不論是在生理上還是在病理上都是互相聯繫、互相影響的,從而確立了整體觀念的辯證觀點。  

精神意識對機體健康的反作用。中醫學在長期醫療實踐的基礎上,認識到精神活動和生理活動的內在聯繫,如《素問•天元紀大論》說:“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當然,人體的精神活動和生理活動之間的關係,並不一定像上述那樣機械,但就精神意識對形體健康的反作用這一辯證觀點,無疑是正確的。

中醫治療學也包含有辯證觀點。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標本緩急:所謂疾病的標本反映了疾病的本質與現象、原因與結果、原生與派生等幾方面的矛盾關係。中醫學在“標本緩急”理論中,已經觸及到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關係問題。“本”,類似疾病的根本矛盾;“標”,類似被根本矛盾所規定和影響著的其他矛盾。在疾病存在的整個過程中,其根本矛盾,即“本”的性質沒有發生變化,但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由根本矛盾所派生的其他矛盾,即“標”,卻有的產生了,有的激化了,有的發展了。但是,治病必須抓住疾病的根本矛盾,即所謂“治病必求其本”。

正治反治:在區分了病的標本,確定了治療的主次先後之後,就要採取措施進行治療,使陰陽的相對平衡得以恢復。總的治療原則就是一個,即針鋒相對;證候所反映的陰陽失調狀況,我們就採用糾正這種陰陽失調狀況的治療方法。如寒者熱之,熱者寒之,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借以幫助機體恢復平衡狀態。中醫學關於應用與證候性質相反的藥物進行治療的原則,正是自發地利用了矛盾的對立之間既鬥爭,又統一的辯證法原理。正治反治不僅運用了矛盾的鬥爭性,也運用了矛盾的同一性。

異法方宜:中醫學認為疾病的種類和病人的條件是複雜多樣的。同一種疾病,由於方域、氣候、季節、生活、環境、職業、體質等不同,治法就應有所區別。治療疾病既要考慮矛盾的普遍性,又要善於認識矛盾的特殊性,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醫門法律•申明內經法律》指出“凡治病不察五方風氣,衣食居處各不相同,一概施治,藥不中竅,醫之過也。”中醫“異法方宜”的治療原則,確實蘊含著把事物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結合起來的辯證法思想。

病治異同:所謂病治異同,包括“同病異治”與“異病同治”兩個方面,這是中醫治療上的靈活性。同一疾病,可因人、因時、因地的不同,或由於病情的發展,病機的變化,以及邪正消長的差異,治療上應根據不同的情況,採取不同的治法,謂之同病異治。不同的病證,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了相同的病機變化時,也可採取相同的方法進行治療,謂之異病同治。但是,不論是同病異治,還是異病同治,都必須遵照“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的原則。這說明中醫學是從運動的觀點而不是從靜止的觀點,從相互聯繫的觀點而不是從孤立的觀點,來看待疾病的發生和發展。注意疾病的階段性,是辯證觀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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