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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理 文理 哲理 科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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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理、文理、哲理、科理，密切相關。通文理，是明醫理的基石；明哲理，是精醫理的捷徑；知科理，是通醫理的嚮導。 萬丈高樓從地起，要想建立醫學知識的大廈，也必須從打好文化基礎做起。正如繆希雍在《本草經疏》中所說：“凡為醫師，當先讀書”，“文理不通，動成窒礙”。 與此相反，歷代名醫，都是明醫，即深明醫理之醫。而之所以深明醫理，首先就在於有深厚的文理之基。古之文理，寓於儒理，欲通醫理，先明儒理。所以自古以來就強調：“儒與醫豈可輕哉！儒與醫豈可分哉！”（《古今醫統大全》）在精通儒理的基礎上，再深鑽醫理，臨證之際，就能得心應手，左右逢源。所以，陳實功在《醫家十要》中首先就強調：“先知儒理，然後方知醫理，或內或外，勤讀先古明醫確論之書，須旦夕手不釋卷，一一參明融化機變，印之在心，慧之於目，凡臨證時自無差謬矣。” 毫無疑問，欲明醫理，必須先知文理。然而，只靠文理，並不一定就能深明醫理，就能成為高明的醫家。所謂“秀才學郎中，等於拾根蔥”、“秀才行醫，罩內捉雞”，都是言過其實。須知醫學是門應用科學，最重實踐，而且沒有臨床的實際體驗，許多醫理也難徹底明白，“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甚至有人又從另一個側面強調：“熟讀王叔和，不如臨症多。” 過分強調那一個側面，均屬片面，知行統一，理論與實踐結合，是哲學的基本觀點。古代名醫，深明此理。繆希雍在《本草經疏》中說：“昔稱太醫，今曰儒醫。太醫者，讀書窮理，本之身心，驗之事物。”《小兒衛生總微方論 醫工論》也說，為醫者，既要“廣收方論，博通義理，明運氣，曉陰陽”，又要“善診切，精察視，辨真偽，分寒熱，審標本，識輕重。”龔信還專門寫了一篇《明醫箴》，他強調說：“今之明醫，心存仁義，博覽群書，精通道藝。”博覽群書以明醫理，要“洞曉陰陽，明知運氣”；精通道藝，則要“辨藥溫涼，脈分表裏；治用補瀉，病審虛實；因病治方，對證投劑；妙法在心，活變不滯。” 歷代名醫成才的妙訣，除了心存仁義、醫德高尚之外，無非就是兩條：一是博覽群書，窮究醫理，達到博通義理的境界；二是本之身心，驗之事物，達到精通道藝的境地。這兩條，是歷代名醫治學之道的精髓，也是今日中醫成才的兩大要素。 讀書窮理，臨床驗證，都離不開哲學的指導。不通哲理，難明醫理；思維片面，臨床難驗。前賢強調醫者先通儒理。這儒理之中，除文理之外，也包括哲理。而中醫理論奠基於春秋戰國時期，那時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哲學對醫學的滲透簡直到了難解難分的程度。《內經》之中，幾乎無處不閃爍著哲理的光輝。整體恒動觀，天人相應觀，形神合一論，邪正標本論，特別是“自然─生物─社會─心理”醫學模式，至今令人讚嘆不已。古之名醫，不僅重視醫理、文理，而且十分強調哲理。唐代孫思邈說，“不讀諸子”、“不讀老莊”，觀察事物就不能得到深刻的認識，也不能適應自然變化的規律。所以，古之名醫無不博覽諸子百家以明哲理。例如，晉代葛洪讀書，“上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 一般認為，醫理、文理、哲理，三位一體，是中醫學術的一大特色。精醫理，通文理，明哲理，也是一個中醫必具的基本知識結構。然而一個高明的醫家，還必須具備更為廣博的多學科知識。《黃帝內經》提出習醫必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孫思邈在《千金方 大醫習業》中說得更為具體。他認為，一個合乎標準的醫家，不僅要學好醫經、經方、脈學、本草學、針灸學等中醫專業知識，而且要懂得文學、史學、哲學、天文學、地理學、數學、社會學等多方面的知識。只有這樣，才能“於醫道無所滯礙，盡善盡美矣”。例如，明代偉大醫藥學家李時珍，除了精研醫書之外，對文學、史學、哲學、語言學、音韻學、農學、天文學、曆法，乃至詩歌小說，無不瀏覽。倘不如此，他也絕不可能完成古代的百科全書──《本草綱目》。 由此可見，自古就要求醫者不僅要精醫理、通文理、明哲理，而且要知科理。時至今日，這醫、文、哲、科，仍然是中醫人才必備的知識結構。時代在前進，科學在發展，這四方面的內涵已遠非昔日可比。所以，習醫者在繼承的基礎上，又必須跟上時代的步伐，既善於吸取古代精華，又善於融會當代新知。就文理而言，既通古文，又通今文，還通外文。就哲理而言，既要深入研究古代的樸素辯證法，更要吸收當代的哲學觀。就醫理而言，既要深究歷代醫家之理，尤其要重視當代中醫之理。就科理而言，既要學習古代多學科知識，尤其要努力吸收當代日新月異的多學科知識。 繼承歷代精華，吸收當代新知，是古今明醫的本質特徵。既不可厚今薄古，尤不可厚古薄今。陳實功在《醫家十要》中說得好：“古今前賢書籍，及近時明公新刊醫理詞說，必尋參看以資學問，此誠為醫家之本務也。” 不僅對醫理要古今互參，對於文理、哲理、科理，也應尋古索今，互相參看。醫界同道，倘能齊心合力，努力繼承，銳意發展，何患中醫後繼乏人、後繼乏術?!當代名醫，必將成千上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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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理哲理 融為一體 | |
| 為什麼絕大多數國家的傳統醫學已被現代醫學所吸收消化，而中醫學卻仍然能在二十一世紀放出光輝？可見中醫學蘊藏著強勁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就是樸素的辯證法與醫學的結晶，從而形成中醫學的理論體系。 中國和希臘一樣，很早就有樸素的辯證唯物論。《易經》直觀地、不自覺地反映了自然和社會生活中的矛盾現象，並以 、 爻的對立而演變出八卦──六十四卦，含有運動變化的觀念和不斷發展、上升的觀念。《易傳》大大發展了《易經》所包含的原始的樸素辯證法思想，認為“變”是世界的普遍規律，自然界事物本身存在著矛盾，還猜測到矛盾的雙方，是互相轉化的。《易傳》樸素的對立統一的辯證法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醫學也不例外。《內經》是奠定中醫學發展基礎的巨著。這一巨著從當時各種自然科學（天文、曆法、數學、地學、農業……）中吸取了大量的營養，但給以決定性影響並使中醫理論早期便建立在穩固的基石之上，則是吸取自《易經》、《易傳》以來特別是戰國前後諸子百家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並融化於醫學學術之中，才帶來了中醫學的迅猛發展。如《洪範 九疇》的“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就直接為《內經》所引用。又如“水者何也？萬物之根源也，諸生之宗室也。”（《管子 水也》）可以說是腎主先天的理論來源之一。 唐宋時代我國自然科學又有輝煌的成就，給醫學的發展以一定的影響，如印刷術的發明大大有助於醫學的普及，交通的發達，帶來海內外醫藥交流等等。金元時代，是中醫學的又一個爭鳴的時代，給明清醫學的發展以重大的影響，而金元時代之醫學爭鳴，又與宋代哲學爭鳴有著密切的關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儒之門戶分於宋，醫之門戶分於金元。”金元名醫朱丹溪的《格致餘論》，顯然受到其祖師朱熹的影響；明代傑出的哲學家方以智，其“火一元論”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又受朱丹溪的影響。 整個中醫學本身就滲透著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八綱辨證就是明顯的例證。八綱即陰陽、表裏、寒熱、虛實。八綱就是四對矛盾，任何病證都可以用八綱去辨別。八綱又注意到辨別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八綱的寒與熱、虛與實還有真假之分，提示如何透過現象抓住本質；八綱辨證還十分重視矛盾的互相轉化與聯繫。八綱辨證足以說明中醫學已發展了古代樸素的辯證法，它不是哲學而是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醫學。 在醫學與哲學的關係上，明代醫家張景岳《類經附翼 醫易義》有過精闢的論述：“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而造化萬物；人生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長養百骸。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於《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源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張景岳鑽研《內經》數十年，到老年時期乃知溯流探源，融醫哲於一體，把人體與自然界、醫學與哲學結合起來研究，認為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二者有共同的基礎，並重視哲學對中醫學的影響。可以說張景岳的全部醫學成就與他深入研究哲理是分不開的。 醫哲結合，相得益彰。“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的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而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這是振興中醫所必須重視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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