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劑學是中國醫學理、法、方、藥的重要組成部分，方劑的配伍理論是方劑學理論的精髓，也是方劑學科研究的重點內容之一。回顧歷史，一部《傷寒明理論•藥方論》開拓了方劑配伍的研究領域，使方劑的運用由經驗上升為理論，促進了方劑學科的誕生；總覽現狀，對於方劑配伍理論的深入探討，已成為方劑學研究的重要課題，諸多研究成果進一步豐富了方劑學理論，使方劑學科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展望未來，對於方劑配伍理論科學內涵的全面揭示，將使現有
的學科模式發生重大變化，加速方劑學步入現代化的進程。因而對於方劑配伍理 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方劑學科發展的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際意義。
一、研 究 現 狀
(一. )配伍規律的研究
方劑的配伍是方劑學的核心問題，方劑的配伍規律是對方劑配伍方法在更高層次上的認識和概括，對於指導臨床用方以及豐富和發展方劑學理論具有重要的意義，受到古今醫家的高度重視。對於方劑配伍規律的研究常常採用類方分析的方法，這種研究方法最早始於明代施沛的《祖劑》。施氏以《靈樞》、《素問》、《湯液經法》之方為宗，以《傷寒論》、《金匱要略》之方為祖，將後世各家之方同類相附。但書中對於方劑的歸類標準不一，或以同一方劑加減而相附，或以方劑名稱相近而相屬，或以方中主藥相同而相歸，或以方劑功效相似而相類。從目前對於方劑配伍規律的研究來看，主要採用以下三種方式對方劑進行歸類並加以探析。
1.以法類方，探索規律
“方從法出，法隨證立”，中醫證法方藥之間存在著高度的內在統一性和極為密切的邏輯聯繫，雖然辨證論治，因人、地、時制宜的指導思想造就了豐富多彩、功效各異的方劑，但“以法統方”的方劑學分類方式又賦予了體現同一治法方劑在組方結構方面的相似性。上述相似的組方結構反映了方劑組成的規律性，相異的具體方劑則體現了方劑配伍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在樣本達到一定數量時必然顯現其內在變化的規律性。因而，對於體現同一治法類方的組方用藥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組方遣藥的總體傾向和較為穩定的部分，是探索方劑配伍規律的重要途徑之一。例如腎為先天之本，脾為後天之本，前人既有“補腎不如補脾”之論，又有“補脾不如補腎”之說，抗衰延年之方遂分為補腎與補脾兩途。資料統計表明，歷代各類延年益壽方中補腎類方近十分之七，而補脾類方不足十分之一，體現了衰老以腎虛為本，抗衰則以補腎為先，“腎元"
盛則壽延，腎元衰則壽夭”（《醫學正傳》），是抗衰延年方劑組方的指導思想 。進一步對補腎延年類方進行分析，發現此類方劑又包括補腎陽、補腎陰及陰陽雙補三類，其中陰陽雙補方所占比重接近六成，組方以補陽藥、補氣藥、補陰藥為基本構成，選擇性地配伍補血、利水滲濕、活血化瘀、收澀、安神、溫裏、理氣之品。從而提示補腎延年類方的組方規律是：以陰陽雙補方為基礎，其基本構成的指導思想在於精氣互生，陰陽相濟，以期充復腎中精氣，協調陰陽平衡，延
緩衰老進程，主要配伍則依據衰老階段腎的生理和病理特點進行(1)。又如對於補
血類方的統計分析發現，補血方劑以補氣、養血、填精、安神、生津液和活血六大類藥配伍為其基本結構，體現了益氣生血、填精補血、安神養血、生津養血和活血生血五種基本模式，並分別以益氣、填精、安神、生津液和活血類藥在方中配伍占較大比重為特徵，具有多類藥伍用的傾向。此外，還提示補血方中擇用補腎藥應以味厚滋填之品為宜，同時須照顧陰陽水火既濟，慎防溫熱剛燥；活血生血不能妄用攻破以傷正；某些金石類或平肝息風藥可能是補血方中有潛力的部分
等(2)。上述研究不僅系統探討了某一治法類方的結構模式、用藥頻率、配伍規律等，對於臨床遣藥組方和新方的創制均具有一定的啟發與參考價值，而且研究中所發現的諸如古今所用藥物較大的差異性、組方配伍用藥變化與證候變化的關係、同類藥物的選擇依據等問題，又向我們提出了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討的課題。
2.以病類方，探索規律
雖然作為辨證論治主要工具的中醫方劑在臨床治療各種疾病時，大多是以同病異治的形式出現，但疾病自身固有的發生與變化規律仍然會不同程度地體現在該病不同的證候中。這就使得通過對於治療某種疾病古今方劑組成藥物的分析研究，探討該病治療方劑的遣藥配伍規律成為可能。而且由於這種規律性的認識直接來源於臨床實踐，所以具有更為重要的實際意義。如對古代400餘個方劑、驗案及現代300餘篇臨床報導中治療哮喘的方劑中藥物的類型、構成比、主要藥物及其
出現頻率進行了系統分析，結果發現：哮喘方涉及藥物頗為廣泛，包括了近16類中藥，反映了哮喘臨床表現複雜、兼證繁多，以及方藥使用的歷史演化，其中使用頻率比較高的主要是化痰、解表、理氣、清熱、溫裏、祛濕、收斂、活血、瀉下、息風類藥物，其中化痰藥占據所有方劑藥物構成的三成以上。資料還顯示，哮喘方中藥用頻率較高的有半夏、杏仁、桑皮、葶藶子、麻黃、生薑、石膏、黃芩、細辛、五味子、陳皮等，而且隨著歷史的變遷其頻率還有一些變化：即與古
方相比，今方清熱、息風類藥物比例明顯增高，而益氣、祛濕類藥物使用減少；從具體藥物來看，麻黃、五味子、細辛、地龍、蘇子、黃芩的使用頻率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臨床上普遍存在的辨病用藥傾向(3)。由上可見，以病類方的研究方法有助於揭示該病治療方劑的基本構成和配伍規律，指導方劑的臨床運用，這對於提高臨床療效，尤其是疑難雜病的治療效果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隨著人們對於疾病病理認識的深入和中藥藥理、化學研究的進展，辨證與辨病治療相結合的思維方式亦越來越多地反映在現代方劑的組方配伍之中，當其合理性被臨床和實驗所證實時，方劑的配伍理論亦得到了進一步的充實、發展和完善。
3.以藥類方，探索規律
即對於主要組成藥物或主要配伍關係相同、組方結構相似的一類方劑進行較為系統的分析研究，以進一步認識此類方劑的基本證治，揭示相關類方的配伍規律和變化規律。作為這樣一類方劑群體，大多是由於某首方劑加減化裁而成，故具有相同的主藥或相似的組方結構。如桂枝湯類方、麻黃湯類方、四君子湯類方、二陳湯類方等。例如有人對桂枝湯及其17個類方（桂枝加葛根湯、桂枝加厚朴
杏子湯、桂枝加附子湯、桂枝去芍藥湯、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桂枝加芍藥生薑 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小建中湯、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桂枝加桂湯、桂枝加芍藥湯、桂枝加大黃湯、栝蔞桂枝湯、黃耆桂枝五物湯、桂枝加龍骨牡蠣湯、黃耆建中湯、烏頭桂枝湯、桂枝加黃耆湯）總計1,102個臨床醫案的證法方藥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桂枝湯及其類方中明示調和營衛或調補營衛者占有明確治法記載資料的近六成，其餘調補脾胃、解肌祛風散寒、調和陰陽三法各占一成多，進一步體現了桂枝湯解肌發表、調和營衛陰陽、調養脾胃的基本功效
；該方及其類方的加味中出現較多的藥物依次為當歸、黨參、白朮、茯苓、黃耆、防風、半夏、陳皮等等，與桂枝湯原方藥物分別具有的解表、養營、補脾、和胃之功亦非常吻合；再從其所加各類藥物的比重來看，具有明顯的補益脾胃傾向，說明桂枝湯所治證候多有脾胃不足的病理基礎(4)。此外，桂枝湯及其類方適應證的主要症狀、舌象、脈象、病機等諸方面亦基本一致，反映了桂枝湯及其類方之間存在著的必然聯繫性和內在一致性，從而得以探尋桂枝湯運用發展的軌 ，以及藥物加減變化的規律，藉以了解古今方劑承前啟後的梗概。由此可見，運用以藥類方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可以尋宗究祖，溯流追源，有助於進一步深刻理解祖方的理法證治，另一方面又可推其演變，求其法度，掌握類方的配伍變化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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